到底誰真正配得上諾獎?與任何評選別無二致,諾獎同樣難達所謂的“絕對公正”。如今我們梳理諾獎百年間的位重磅遺珠,思想的光芒終不被遮蔽。翻開書頁,也許是對他們最好的紀念。
 諾貝爾獎
1、托爾斯泰(1828-1910)
梁曉聲:我們那一代人把文學當做歷史閱讀,比如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就是以拿破侖戰(zhàn)爭下的俄國歷史為背景。我們讀的不是文學,是史詩。托爾斯泰的作品反映了1861年農奴制改革到1905年革命之間的俄羅斯歷史,許多重要社會現象和重大歷史問題都在他的作品中被討論。
從討論的視角上看,由于托爾斯泰出身俄國上層,所以他的作品主要描述了俄羅斯貴族的精神世界。安德烈公爵的絕望,彼埃爾的彷徨,聶赫留道夫的無聊;俄羅斯貴族們的精神衰敗,貴族群體的精神沒落,集體空虛,甚至絕望被展示得淋漓盡致。
2、契訶夫(1860-1904)
梁曉聲:如果說托爾斯泰把目光投向了俄羅斯帝國的上層,那么契訶夫呈現給讀者的則是那個時代俄羅斯帝國中間階層的生活狀態(tài)和精神世界,那些貌似平凡瑣碎的故事,以及對那些可憐的人、可憐生活的嘲笑,恰恰反映了蕓蕓眾生被舊制度扭曲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狀態(tài)。
在恰到好處的筆觸下,契訶夫把舊制度的保守和虛弱,整個時代的虛榮、庸俗和無聊展現給全社會,使得全社會看到自己是如何可笑而陷入自嘲。
3、高爾基(1868-1936)
梁曉聲:高爾基是一個矛盾的、復雜的文學家。在沙皇時代,與托爾斯泰和契訶夫不同,高爾基關注了底層人民的生活現實,把“沉默的大多數”真實展現給讀者,這樣托爾斯泰、契訶夫和高爾基從不同的視角,全面展現了俄羅斯帝國上中下三個層面的生活狀態(tài)和精神世界。正是由于高爾基對于底層人民的關注,他被蘇聯譽為“無產階級文學之父”。
到了蘇聯時代,高爾基逐漸不合時宜。表面上高爾基與列寧之間有著“偉大的友誼”,實際上兩人的矛盾重重。高爾基稍有搖擺,列寧就會批評他的“人道主義”情懷,在一次爭論中,列寧對高爾基說:“兩個人打架時,你怎么分清哪一拳該打,哪一拳不該打?”而高爾基也曾說自己是“一個很差勁的馬克思主義者”。
最終,高爾基淪為權力馴服工具,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公開說高爾基是一具僵尸,在文學上已成廢物。在生命最后兩年,高爾基不倦地頌揚斯大林,可是后者對他已毫不在意。
4、昆德拉(1929-)
梁曉聲:我認為在海明威之后,諾貝爾文學獎的目光逐漸投射到了歐美之外的世界,比如拉美,拉美文學的魔幻現實主義,實際上是他們的作家不能像歐美作家一樣率直表達,不得不使用很多技巧包裝他的意圖。我們中國作家恰恰對這種曲扭晦澀表達的方式情有獨鐘。我想,寫作應該是一種直接表達。如果一個作家總是在有意地晦澀表達,其心態(tài)一定會遭到扭曲,最終會喪失力量。
昆德拉在捷克斯洛伐克并不是最優(yōu)秀的作家,至少與他同樣優(yōu)秀的作家、詩人還有一些,因為昆德拉離開祖國,在歐美繼續(xù)寫作,他能反觀自己的祖國。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談到1968年“布拉格之春”,以及在這場運動知識分子和民眾的表現,昆德拉使用了一個詞——媚俗。知識分子迎合民眾就是媚俗嗎?我很疑惑。如果這就是“媚俗”,那什么樣的表現不是“媚俗”?反觀昆德拉,他在“布拉格之春”中是游離的。但是,如果所有人都選擇游離,那社會不是更可怕?
無論是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還是米蘭·昆德拉的作品,實際上都比不上我在青少年時期閱讀那些大師的作品。在我心里,只有展現大時代、大歷史的作品才能真正打動我。
5、左拉(1840-1902)
陳思和:作為自然主義文學大師,因為作品中描寫了大量粗俗的社會現象和人性丑惡,左拉被排除在諾貝爾獲獎者的行列之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左拉沒有理想嗎?且不說左拉在德萊福斯事件中挺身而出,發(fā)揚了盧梭、伏爾泰的光榮傳統(tǒng),高舉起現代知識分子的旗幟,而且正是左拉,第一次將人的生命內在的遺傳因素作為制約善惡良知的超越性力量,寫入了文學作品,人類的“理想”才有了新的理解和解釋。當左拉引進生命遺傳基因對人的命運的制約以后,關于人的解釋就不同了,左拉筆下描寫的人物,善良邪惡取決于生命內部的遺傳基因。因此,決定人的性格和命運的力量在于人類自己。左拉不僅開創(chuàng)了西方將近一個世紀的現代主義小說的基本觀念,而且人類遺傳基因科學的研究成果證明了他的預見性。
6、易卜生(1828-1906)
陳思和:雖然被尊為“現代戲劇之父”,他卻自覺地成為他的祖國挪威、國民及其文化的敵人。從1864年起,三十六歲的易卜生自我流放到歐洲大陸,每隔一兩年都有新的劇本創(chuàng)作出來,源源不斷地寄回祖國,嚴厲批判和攻擊挪威社會市民生活的狹隘、保守和愚昧。大多數劇本的上演都引起社會上軒然大波,但他卻樂此不疲,引以為豪。在《人民公敵》中主人公斯多芒克醫(yī)生曾經說過一句名言: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獨的人!這也是易卜生的自我寫照。但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理想”顯然也不是當年評獎委員會們所理解的“理想”。
7、喬伊斯(1882-1941)
陳思和:喬伊斯大概自己也知道他不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當《尤利西斯》出版后,爭論蜂起。美國紐約法院甚至起訴刊登小說的刊物主編,指責小說里充斥著猥褻、淫穢的文字,盡管律師在法庭里據理力爭,但是最后法院還是判處兩個刊物主編各罰款50美元。小說當然被禁止發(fā)表。而在英國,小說又是以另外一種理由被禁止,喬伊斯深受愛爾蘭追求獨立的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小說里隱藏了對于英國殖民統(tǒng)治的批判。所以,這部開啟了現代意識流小說的偉大英語作品,最初是在法國和德國出版的,喬伊斯使用了“戰(zhàn)爭”一詞,來形容他與英國政府的長期對立的關系。喬伊斯最后一部小說《芬尼根守靈夜》出版后倒是風平浪靜,也許是誰也沒有看懂。
據說在《尤利西斯》出版時,新建國的愛爾蘭自由邦的一位部長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親自登門來訪,他準備建議愛爾蘭提名喬伊斯獲諾貝爾文學獎。喬伊斯寫信給朋友說,他不會因此獲獎,反倒可能讓這位部長丟官。
8、納博科夫(1899-1977)
蔣方舟:納博科夫是小說家中的小說家。他說:“唯一的幸福就是觀察、監(jiān)視、打探自己與他人。”
小說對他來說,更像是智力上的一種挑戰(zhàn)與游戲,每次優(yōu)雅地通關之后,幾乎可以看到他狡黠的笑。他的作品風格多變,魔鬼一樣的《洛麗塔》之后,姍姍而來的是天使一樣的《普寧》。他還寫過一部名為《黑暗中的笑聲》的小說,題材是一個極其爛俗的三角戀故事,可被他寫得妙趣橫生,巧妙之極。
他是為語言而生的:把自己的俄文作品翻譯成英文,把英文作品翻譯成俄文,然后再一起翻譯成法文,并且修訂這些譯注。在結束這一切的工作之后,他卻說:我只是個蝴蝶學家,業(yè)余寫作。
9、卡夫卡(1883-1924)
蔣方舟:諾獎得主庫切曾經這樣形容沒有得過諾獎的卡夫卡:“在所有幸存下來的卡夫卡的相片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盯著我們的目光,這是一種純粹驚異的目光:驚異、震驚、震恐。在所有人中,卡夫卡在心理上是最沒有安全感!
卡夫卡是很多我們所熟悉的小說家的啟蒙,馬爾克斯、福克納等等。卡夫卡最令人驚奇之處,并不是他的技巧或者想象力,而是他如此精確地看到現實世界的組成密碼,然而把這些密碼打亂,重組,拼湊出一個無比神奇的超現實世界,這個世界,只有他有鑰匙。
10、曼德爾施塔姆(1891-1938)
蔣方舟:曼德爾施塔姆生于1891年,他自己寫道:“一個沒有希望的年頭,兩個世紀的火焰把我團團圍住!彼囊簧翘魬(zhàn)和反對的一生,他反對的對象,并不是蘇維埃政府或是斯大林,而是他作為詩人,作為比常人更為敏感的人類種類,對整個存在制度的疑問。用布羅茨基的話說:“詩人惹出了麻煩,往往并不是由于他的政治,而是他語言上的優(yōu)越感以及由此產生的心理上的優(yōu)越感。”
——這讓他的詩孤獨、沉默、驕傲。聽到他在暴政下高亢而純凈的聲音,會讓在自由環(huán)境中寫作的人感到羞恥。
1938年,疾病纏身、精神失常的曼德爾施塔姆死于海參崴的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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